汉 代 玉 器

　　 中国玉器发展到汉代，进入了一个高峰期。汉代时中国历史上繁荣发展的时期，据汉代文献记载，当时玉器的原料产地主要有两处，即西域的于阗地区和长安附近的蓝田。
　　 这两处所产玉料都属软玉。于阗玉在工艺质料上可分为白玉、青玉和碧玉等，其中白玉被称为“羊脂玉”，其玉体如凝脂，质厚温润，为玉料中的佳品，不少雕琢精美的汉代玉器，如浮雕的剑饰、附有透雕纹饰的玉璧、佩饰和一些圆雕玉器等，就是以羊脂玉为玉料琢成的。蓝田玉从外观上看，有黄色、绿色等不均匀的色调，虽不很美观，但因蓝田地处长安附近，所以它在汉代可能被大量开采。
　　 近年来，通过对—些汉代玉器所作的岩矿分析鉴定，证实于阗和蓝田是汉代玉料的产地。例如，对满城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所作的鉴定分析表明：玉衣之玉与新疆之和田玉，无论在矿物化学成份或物理性质上均完全相同，故推测玉衣之产地可能是新疆和田。再例如，根据对陕西兴平茂陵附近出土的一件西汉玉铺首所制作的矿物鉴定来推测，它是用蓝田玉料琢制成的。
　　 当然，汉代玉料产地不止上述两地，由于汉代文献记载的产玉之地还有多处。但由于目前很少对汉代玉器进行矿物对比研究和岩矿成份鉴定，因此，一些汉代玉料产地也就无法得到证实。另外，现今的—些著名玉矿，如河南南阳、辽宁岫岩等，虽然开采情况不载于汉代文献，但它们的开采历史有数千年之久，所以也不排除它们作为汉代玉器原料产地的可能。
　　 关于汉代玉器的制作地点，文献无明确记载。迄今为止也未发现汉代制玉作坊遗址。有的学者根据玉衣的制作情况判断，这种玉器作坊规模应该相当大，不仅制作玉衣，而且也生产多种玉器，这种规模较大的玉器作坊应是属于朝廷的手工业作坊，制作玉衣的作坊可能是隶属于少府的属官东园匠。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汉墓中出土的专用于殓葬的玉器，如玉衣、窍塞、琀、握等，应是东园匠下属的玉器作坊制作的，而墓主生前使用的玉器，如礼玉、玉佩及实用玉器等，不会是由“主作陵内器物”的东园匠制造的。从发掘情况来看，同一时期的大型汉墓中出土的一些礼玉、佩饰等，无论在造型、纹饰上，还是在选料、工艺上几乎是相同的。所以它们的制作地也应是一致的，很可能是由朝廷作坊制造，然后再赏赐给各地的诸侯。这种制玉作坊可能是由属于少府的属官尚方所管辖。由于汉墓中出土的敛葬用玉的种类比墓主生前用玉少得多，因此，尚方所属的玉器作坊规模要超过东园匠所属的玉器作坊，不但生产玉器数量多，而且品种也齐全。
　　 除中央朝廷有大规模的玉器作坊外，有的诸侯国也拥有玉器作坊。河北定州是两汉时期中山国的首府，定州北庄中山简王刘焉和北陵头中山穆王刘畅墓中均出有汉白玉制成的玉衣片。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汉白玉可能就产于当地，从用它制成的玉片比较粗糙这一点来看，这种玉衣有可能是在当地制造的。从上述情况来判断，诸侯国所属的玉器作坊可能规模不大，只是用来加工—些比较简单的玉器。关于汉代玉器的制作工艺
　　 关于汉代制玉工艺过程及制玉工具，虽不见于文献及考古资料，但仍可以从现有汉代玉器的造型、纹饰及一些玉器所残留的加工痕迹上去判断。
　　 玉器的制作大体上有开料、琢治和抛光三个过程。
　　 开料是将琢治用的玉坯从玉璞上切割下来。汉代玉器的成型有平雕和圆雕两种，故开出的玉坯也主要是厚薄不一的扁平片状和大小不同的块状两种。开料的工具是锯。由于玉的硬度较大，所以在锯的时候需要用水加砂才能锯开。满城汉墓出土的两套玉衣的玉片背面都有切割时遗留下来的锯痕。有的是用圆片锯锯开的，有的是用直条锯锯开的。玉片上遗留下来的锯缝，一般宽l—1.5毫米，最窄的一条锯缝仅0.35毫米。这说明当时使用的锯已相当先进。
　　 将玉琢治成完整的器型并施以纹饰，是制玉工艺中关键的一道工序，而琢治工具的质地及机械化程度决定了玉器质量的优劣。随着汉代钢铁冶铁技术的成熟，铁器的使用已在手工业中普及，因此，当时的琢玉工具应是铁制的，而且在硬度和韧性上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从汉代玉器的成型及纹饰来观察，砣子、管钻和桯钻是当时的主要琢玉工具。汉墓中出土的一些玉璧纹饰的阴刻线上尚可看出砣子琢刻的痕迹。这些阴刻线条流畅、舒展，说明砣子的机械化程度较高，这与当时已经使用齿轮、轴承等较高效率的轮轴机械是分不开的。管钻主要用于穿凿较大的孔，如璧的外缘和内孔，一些扁平片形玉器上的透雕纹饰等。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一只犀角形玉杯，杯内底部留有较大的管钻痕迹，杯上圆雕卷云纹饰之镂空部位亦有管钻痕迹。桯钻主要用于穿凿较小的孔。据观察，一般汉代玉佩饰上用于穿系的小孔，呈上口大，下口小，孔底更显尖细的斜坡形，这应是桯钻留下的痕迹。满城汉墓的玉衣片上的小孔，除少量是用管钻，多数是用桯钻钻成的，小孔孔径最大2毫米，最小的仅1毫米。
　　 汉代玉器纹饰的琢制技法有阴线刻、剔地浅浮雕、透雕、高浮雕和圆雕等。阴线刻使用很普遍，见于各种平雕和圆雕作品的表面，用于表现器物的主题纹饰、装衬纹饰或人物、兽类等的细部。剔地浅浮雕多见于璧、璜等的涡纹及一些剑饰上的纹饰等。透雕主要见于平雕玉器中的各种佩饰，表现人物或兽类的轮廓。定县43号汉墓出土的玉座屏是最大的一件汉代透雕作品(图七，4)。高浮雕常见于玉剑饰和东汉的大型佩饰上。圆雕作品通常是一些工艺美术品，有人物和动物等。需要指出的是，这几种琢刻技法在使用上常常不是单一的，一件玉器上的纹饰往往需要几种不同的刻法来表现出来。
　　 玉器的抛光是制玉工艺的最后一道工序。从满城汉墓的玉衣片抛光情况来看，当时的抛光技术是很高的，能把玉片表面磨得像玻璃一样光滑，闪闪照人，增加了玉质感。据推测，当时可能使用了“砂轮”和“布袋”等先进的打磨工具。
　　 两汉四百年间制玉工艺水平随着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提高，这突出地表现在玉衣的制作上。西汉中期中山靖王刘胜的玉衣片背面尚能看出切割的锯痕以及用其它玉器(如I型e式壁)改装的情况。金缕粗细不一，估计是从金片上剪下来的细条。西汉后期中山怀王刘修的玉衣片用黄玉和青玉制成，色调协调，一衣片背面很少看到切割锯痕，更没有用其它玉器改装的情况。金缕较粗，抽拔成丝后还经过仔细加工，断面一律为圆形，长短也相差不多。东汉时期中山穆王刘畅的玉衣片则全部用青玉制成，而且磨得很精细，银缕粗细均匀。这说明玉衣的制作工艺逐步完善，也反映了玉器制造业中的分工更加细致。
　　 汉代制玉工艺另一特点就是与金属、漆木细工相结合，产生出错金嵌玉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造型优美，而且精工细琢，纹饰华丽。最常见的嵌玉金属器是玉具铜剑和铁剑。这些附在剑上的剑首、剑格、玉璏和玉珌，玉质纯净，纹饰或浮雕，或镂孔，十分精美。除剑饰外，镶嵌玉饰的铜器较多。广州南越王墓出土有嵌玉片的铜卮、铜杯，嵌高足玉杯的铜承盘。满城汉墓出土有嵌玉鎏金铜枕、嵌高浮雕圆形玉饰的瑟枘、嵌玉的铜铺首。嵌玉银器有银鹰座玉琮。另外，汉代的一些漆木器上也镶嵌有玉饰。满城汉墓出土的漆木器上所嵌玉饰小巧精致，图案有龙形、凤鸟形、云头形和桃形。二号墓的漆棺上嵌有玉璧和圭形玉饰，棺内壁上嵌有192块玉版。定县40号墓中还出土有嵌玉片木枕。

值得注意的是，嵌玉器物多见于西汉前期和中期，这主要是受战国时期兴起的镶嵌工艺的影响。至西汉后期，嵌玉器物较为少见，在造型和纹饰上也不及前、中期精美。东汉时期的嵌玉作品除剑饰外尚未发现。这可能是由于制玉技术提高，无论在器物造型上，还是在纹饰上，不必与金属器物相结合，就可以达到绚丽多彩，辉煌夺目的效果(如玉座屏、Ⅳ型心形玉佩、Ⅱ型枕等)，因此，从西汉后期开始这种工艺可能逐渐衰退了。
　　 本文对汉代玉器所作的分类、分期以及一些问题的研究工作，还只是一种初步的探索，相信随着考资料的日益增多，这项工作也会不断地丰富和深化。
　　 汉代玉器在中国玉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关于汉代玉器的渊源，我们可以在战国器中探寻。如果把汉代玉器同战国玉器作一比较，就不难发现两者的风格是很相近的。战国时期的—些主要玉器种类，如璧、璜、韘、玉龙、玉人、带钩等，在西汉前期仍然流行，而且在造型上也很相似。某些战国玉器在西汉初年可能还在延用。一些战国玉器对于后来典型的汉代玉器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如战国墓葬中出土过不少带孔玉石片缝制的“缀玉面幕”和“缀玉衣服”，在西汉前期汉墓中也出土过玉面饰，有的学者认为这可能就是“玉衣”的雏形。
汉代玉器的分类

　汉代玉器的种类，按其造型和纹饰可大致分为玉璧，玉圭、玉璜、玉环、玉玦，玉觿、玉韘、心形玉佩、牌形玉饰、玉人、玉龙、玉衣、玉窍塞、玉枕、玉案、玉座屏、玉铺首、玉带钩、玉印、玉刚卯、玉剑饰、动物形玉雕、玉串饰和玉制容器等。其中许多种玉器还包括繁多的式样。以下分类叙述。
　 1. 璧类：平圆形，中央有孔。按璧面纹饰分作三型。
　　 I型：璧面阴刻纹饰。分五式。
　　 a式：素面无纹。
　　 b式：阴刻或浅浮雕涡纹。
　　 c式：阴刻蒲纹。
　　 d式：在蒲纹上加刻涡纹，
　　 e式：阴刻纹饰。纹饰分内外圈，内圈为蒲纹或涡纹，外圈为勾连纹、兽首或凤鸟，还有的涡纹带内侧加刻一圈兽首纹。
　　 Ⅱ型：璧外缘或内孔有透雕纹饰。分三式。
　　 a式：璧体较小。透雕附饰位于璧的两侧，纹饰为对称的凤鸟或柿蒂图案；璧内孔往往透雕出龙的形象，作曲身舞爪状。
　　 b式：透雕附饰位于璧外缘上方，为双螭相背，顶端有卷云纹。
　　 c式：透雕附饰位于璧外缘上方，为双螭相对，作曲身舞爪相斗姿态。有的双螭首间置一环；有的雕出“宜子孙”等吉祥语。
　　 Ⅲ型：璧面透雕出凤鸟纹或卷云纹。
　　 2. 圭类：长方体，上锐下方。分两型。
　　 I型：体型较小，下端无孔。
　　 Ⅱ型：体型较大，下端有孔。
　　 3. 璜类：半圆形或弧形扁平体，脊部多有穿孔。分三型。
　　 I型：璜体两端平齐。分两式，
　　 a式：素面无纹。
　　 b式：璜面阴刻涡纹或勾连纹。满城一号汉墓出土一对璜形玉，无孔，纹饰与I型e式壁相同，系用该璧玉段改制而成。
　　 Ⅱ型：璜体两端雕成龙首形。分三式。

　　a式：龙首略呈方形，璜面阴刻涡纹；有的璜体上部和下部外缘上透雕卷云纹或螭纹。
　　 b式：龙首较圆，作回顾状，口微张，璜体中段下部附有卷云纹。
　　 c式：龙首细长，作回顾状，张口露齿，璜体中段上部和下部外缘上透雕卷云纹和凤鸟纹。雕凿精细，阴刻线条流畅。
　　 Ⅲ型：璜体为透雕的卷云纹或龙纹。
　　 4. 环类；体窄而内孔大。分四型。
　　 I型：环体截而呈扁平长方形，环面为素面或饰涡纹。
　　 Ⅱ型：环体作绞丝状，截面略呈圆形。
　　 Ⅲ型：环体为透雕纹饰。分两式。
　　 a式：透雕出对称的龙凤及卷云纹饰。图案较复杂，雕琢精细。
　　 b式：环体为龙体，透雕出一龙首，张口咬尾，阴刻其细部。
　　 Ⅳ型：环体细窄，内孔及外缘透雕纹饰。分两式：
　　 a式：呈套环状，双环间及内孔为透雕的龙凤，造型极为生动。
　　 b式：环体内孔透雕一螭虎，外缘上方为透雕卷云纹。
　　 5. 玦：形体小，有一窄缺口。另外，两广和云南地区汉墓中还出土有一种方形玦。
　　 6. 觿类；一端尖锐，另一端雕刻兽纹。分两型。
　　 I型：分三式。
　　 a式：觿体作卷曲龙体，龙首作回顾状。
　　 b式：觿体细长，呈锐爪状，觿首雕刻龙首或风首，亦有作回顾状。
　　 c式：觿首透雕螭纹和卷云纹。
　　 Ⅱ型：觿首作龙首，觿身饰勾连纹，觿脊上有透雕的螭虎和龙凤附饰。
　　 7. 韘：椭圆形，上部有圆孔，一侧有钩钮。分两型。
　　 I型：韘体素面。
　　 Ⅱ型：韘体饰勾连纹及卷云纹，与钩钮相对一侧雕有龙首和凤首。
　　 8.心形玉佩：扁平心形，中央有圆孔。分四型。 
　　 I型：心形体作椭圆形，中孔较大。分三式。 
　　 a式：心形体两侧雕有翼形耳。   
　　 b式：心形体为素面或阴刻卷云纹，两侧透雕凤鸟、螭虎或卷云纹。
　　 c式：心形体上方透雕变形鸟纹。
　　 Ⅱ型：心形体细长，中孔较小。分两式。
　　 a式：心形体呈窄长圭形，两侧透雕卷云纹
　　 b式：心形体略呈弧状，两侧透雕有宽大的龙凤及卷云纹。Ⅲ型：心形体嵌刻于圆环中。

　　Ⅳ型：心形体呈弧状，浮雕的双螭环绕其周围，中孔呈扇形。
　　 9. 牌形玉饰：图案主体为一长方形框。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一件牌形玉饰，框内布一变形鸟纹，框内四周有透雕的悬垂璎珞、卷云纹和凤鸟、勾连纹璧等。长沙曹·墓出土的牌形玉饰方框内透雕兽纹。
　　 10. 玉人：作舞蹈或跽坐状。分三型。
　　 I型：作扁平透雕舞人状。分两式。
　　 a式：双人对舞，各举一袖于头顶之上相连，雕刻简炼。
　　 b式；单人舞，舞人甩长袖于头顶之上，另一袖置于腰间。阴刻线条流畅，舞姿生动。
　　 Ⅱ型：作方牌形，舞人形象均用阴线刻出。
　　 Ⅲ型：圆雕作品，共见两件。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一件圆雕舞人，作扭腰并膝跪姿，双臂舞长袖。满城一号汉墓出土一件凭几而坐的圆雕玉人。
　　 11. 玉龙：由龙首和卷曲的龙体组成，龙体上有穿孔。分三型。
　　 I型：连体双龙首，龙首相对，张口露齿，有爪，龙首间有透雕云纹，龙体饰勾连纹。
　　 Ⅱ型：龙体较细，卷曲，无爪，龙首较小。
　　 Ⅲ型：龙体较宽，爪呈羽状，龙首作回顾状。
　　 12. 玉衣类：按其造型分两型。
　　 I型：由面罩或脸盖、头罩、左右手套和左右鞋构成，以金缕穿缀。
　　 Ⅱ型：由脸盖、头罩、上衣前后片、左右袖筒、左右手套、左右裤筒和左右鞋组成。
　　 构成玉衣的玉片上均有穿孔，玉片形状有方形、长条形、梯形、三角形、璧形、弧形、舌形、圭形等。有的玉片上刻镂柿蒂纹或几何云纹。徐州北洞山汉墓出土有—种比较特殊的凸字形玉衣片。另外，徐州子房山西汉墓出土一件玉面罩，由眼罩、鼻罩及面饰组成，缝缀于织物上。
　　 13. 玉窍塞类：包括眼盖、耳塞、鼻塞、口塞、肛门塞、生殖器罩盒和生殖器盖。
　　 满城汉墓出土了两套完整的玉窍塞。眼盖作椭圆形或杏仁形，多有穿孔。耳塞、鼻塞和肛门塞作圆柱或八棱柱体。口塞呈月牙形，侧面有塞状突起。生殖器罩盒作圆筒形；生殖器盖作圭形。
　　 14. 玉枕：按其结构分作两型。
　　 I型：枕体长方形，由长方形素面玉板组成。分两式。
　　 a式：横截面呈方形，枕面平坦。
　　 b式：横截面呈六边形，枕面为弧形。
　　 Ⅱ型：枕体为长方形玉块，遍饰变体云纹，枕面下凹。
　　 15. 玉案：略呈方形，底下有四足。

　　16. 玉座屏：由两侧长方形支架和上下两块玉屏拼合而成。上层屏板透雕东王公及鸟兽等，下层屏板透雕西王母及龟蛇等，均以阴线刻其细部。
　　 17. 玉铺首：均作兽形。分两型。
　　 I型：兽首衔一只套连的玉璧，兽首右侧为一螭。
　　 Ⅱ型：兽首长鼻露齿，两侧环绕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18. 玉带钩：分两型。
　　 a式：钩体浮雕兽纹。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一件全兽形玉带钩，钩体较宽，全钩由七节玉段组成，以铁条串接。

　　c式：钩体为龙虎合体，阴刻简化勾连纹，龙首回顾，衔一只勾连纹璧。
　　 a式：无翅，钩体或为素面，或饰卷云纹。
　　 b式：有翅，钩体短粗。
　　 19. 玉印：按印座和钮的结构分两型。
　　 a式：钮作浮雕兽形，多作螭虎形。
　　 b式：钮作覆斗形，有横孔。
　　 20. 玉刚卯：长方四方体，由上至下竖穿一孔，四面刻辟邪文句。
　　 21. 玉剑饰：包括玉剑首、玉剑格、玉璏和玉珌。
　　 剑首：平面呈圆形，正面雕纹饰，背面有孔。按纹饰分三型。
　　 a式：正面略呈喇叭口形，外围纹饰为勾连纹，内圈为柿蒂纹。
　　 Ⅱ型：扁圆柱体，浮雕两条缠绕的螭。
　　 Ⅲ型：异型剑首。斜梯形扁平体，截面为椭圆形，两面浮雕出五只螭虎及云纹。
　　 I型：格体两面为素面。
　　 Ⅱ型；格体两面阴刻简化的兽首及云纹。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玉剑格，在阴刻兽首两侧各透雕一只凤鸟。
　　 a式：格体两面浮雕螭虎。
　 b式：格体一面为浮雕的螭虎，另一面为阴刻云纹。
　　 I型：素面无纹。
　　 a式：阴刻勾连纹或涡纹。
　　 Ⅲ型：璏面浮雕螭虎纹。
　　 I型：素面无纹。
　　 a式：中部刻涡纹，四周饰变体云纹。
　　 b式：刻饰简化的兽首或云纹。
　　 a式：珌体两面均浮雕数只螭虎。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玉珌上，还浮雕出熊等兽类。徐州北洞山汉墓出土的—件玉珌，下部为透雕，上部为浮雕，纹饰为螭虎和凤鸟。
　　 b式：一面浮雕螭虎纹，另一面为阴刻兽首和云纹。
　　 22. 动物形玉雕：分平雕和圆雕两种。
　　 平雕动物包括玉蝉、玉猪、玉犀牛、玉猴、玉鱼、玉龟等。
　　 I型：体内自口至尾竖穿一孔，阴刻羽翼。
　　 a式：蝉体较宽，头、翼雕刻不清晰。
　　 c式：蝉体呈长方形，眼突出，头、翼雕刻逼真。
　　 I型：仅具猪形，未刻细部，猪体中有一孔，附有饰件。
　　 a式：呈卧式，雕出猪体轮廓，阴刻头、耳及四肢。
　　 Ⅲ型：猪呈立式。头、尾有孔。
　　 玉犀牛：呈卧式，有双角，张口。犀身饰涡纹。
　　 玉猴：上部刻作猴头，昂首上视，身方形，胸部突出，两足直立，身部有穿孔。
　　 玉鱼：体扁平，圆边，两面阴刻眼、嘴、鳍和鳞片。
　　 玉龟：仅见残片，刻龟背纹。
　　 圆雕动物有马、熊、鹰和辟邪等。
　　 a式：立姿，润泽光滑。
　　 b式：作奔腾状，昂首挺胸，身饰羽翼，上骑一仙人。全器雕琢精美，生动逼真。
　　 熊、鹰雕刻精炼，小巧圆润。辟邪均作张口露齿状，身体饰有羽翼。分二式。
　　 a式：作爬行状。
　　 另外，汉墓中还出土有微雕的狮、鸽等。
　　 小巧的玉器。
　　 玉珠均贯穿一孔，多为素面圆形，也有作鼓形，饰涡纹。玉贝正面凸，背面凹，中有—道贝齿痕，两端各有—孔。瓶形玉颈部有穿孔。花蕊形玉作细长花蕊形，有短柄，柄中有穿。联珠形玉作平底联珠形，上珠横穿一孔，平底纵穿一孔。
　　 24. 玉制容器：有杯、盒等。
　　 Ⅱ型：高足杯。杯身筒形，饰勾连纹，近口部饰一周卷云纹，也有的杯身为素面。
　　 盒由盒身和盖组成。盒身深圆圜底，附小圈足。盒身饰勾连纹，近口部有一周变体云纹，口沿处有子母口与盖扣合，盒盖漫圆，顶端有桥形钮，贯穿绞丝形圆环，盖面饰勾连雷纹，近口沿处有变体云纹一周，
　　 以上将汉代玉器作了初步分类。汉墓中还有一些玉器残片，由于形制不明，所以这里暂不加以叙述。

汉代玉器的分期：

两汉400余年间，玉器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不同时期玉器种类组合的变化及其器型的演变。因此，对汉代玉器进行分期研究是揭示这个变化的重要方法。分期首先是以可靠的墓葬年代为依据。一般看来，出土玉器较多的墓内往往有许多其他器物共存，对这些器物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能够大致判断墓葬的相对年代，特别是有铭文的器物，提供了准确判明墓葬年代的依据，有的还可作为辨明诸侯王国别的参考资料。利用这些条件，再参考墓葬出土的玉器种类及其造型、纹饰上的变化特征，大体可将汉代玉器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四期)，即西汉前期(西汉初年至文景时期)、西汉中期(武帝前后)、西汉后期(武帝以后至王莽)和东汉时期。下文依据上述分期，分别论述各期中常见的、具有代表性的玉器组合以及部分器物器型的发展序列。
　　 1. 分期 
　　 ①西汉前期玉器：
　　 种类主要有璧、璜、环、觿、韘、心形玉佩、玉人、玉蝉、玉猪、玉衣、带钩和剑饰等，其中不少玉器种类的型式比较繁杂。   
　　 璧有I型各式、I型a式，其中常见的是I型b式、c式、d式和e式。璜常见的是I型b式、Ⅱ型a式和Ⅲ型。环以Ⅱ型为多，Ⅲ型和Ⅳ型环中的a式偶有发现。Ⅰ型a式觿、I型韘、Ⅱ型a式蝉和I型猪出土不多。心形佩有I型各式。玉人常见I型a式和Ⅲ型。玉衣为I型，数量很少。带钩包括I型各式。剑饰的数量较多，几乎包括了各种型式，除了I型玉璏和I型玉珌发现较少且制作粗糙外，I型a式、b式剑首、Ⅱ型、Ⅲ型a式剑格、Ⅱ型a式和Ⅲ型玉璏、Ⅱ型a式、b式玉珌数量较多且雕琢精美。
　　 ②西汉中期玉器：
　　 除继承前期的种类，新增加了I型、Ⅱ型圭和I型蝉，一些玉器的型式也有所简化。
　　 I型e式璧中不见双周兽带纹的式样，新出现Ⅱ型b式璧。璜以Ⅱ型a式较为常见，而不见I型b式璜。环中Ⅳ型a式少见，与Ⅱ型环流行的同时I型环大量出现。觿的数量较多，器型有I型b式和Ⅱ型。Ⅱ型韘是本期特有的式样，I型韘还偶有发现。Ⅱ型a式猪开始出现，Ⅰ型猪消失。心形玉佩流行I型b式，I型a式消失。玉人不见I型a式，以I型b式和Ⅱ型玉人最为常见，Ⅲ型玉人偶有发现。
　　 Ⅱ型玉衣出现，缕别主要为金缕，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有丝缕编缀的玉衣。带钩仍流行I型a式，但不见I型b式、c式，新出现了Ⅱ型a式、b式。剑饰的式样减少，除Ⅱ型剑首，Ⅲ型a式、b式剑格，I型、Ⅱ型a式玉璏及Ⅲ型a式、b式玉珌数量较多外，前期存在的其他各型式骤减或消失。新出现的Ⅲ型剑首仅见于巨野红土山西汉墓中。
　　 ③西汉后期玉器：
　　 种类主要有璧、圭、璜、环、觿、心形玉佩、玉人、蝉、猪、玉衣、带钩和剑饰。器类组合与上期基本相同，惟不见玉韘。除璧、圭、觿、猪、玉衣等仍保存原有的型式外，具他玉器的型式变化较大。
　　 璜以I型a式和Ⅱ型c式为多见，I型a式璜是I型b式的简化形式。环以I型为多见，Ⅱ型和Ⅲ型a式稀少，新出现的Ⅲ型b式简化来的。Ⅳ型b式环仅见北京大葆台汉墓中。心形玉佩常见的是Ⅲ型a式和b式，I型b式逐渐减少。玉人流行Ⅰ型b式和Ⅱ型，这些式样在本期较具特色。玉蝉发现较普遍，以Ⅱ型b式为主，Ⅱ型a式消失。带钩仅流行I型a式。玉衣仍为Ⅱ型，以金缕为主，银缕和铜缕发现较少。刻镂花纹的玉衣片为本期所特有。剑饰的式样进一步简化，有I型b式剑首、Ⅲ型玉璏、I型、Ⅱ型b式和Ⅲ型a式、b式玉珌，数量都不多。
　　 ④东汉时期玉器：
　　 种类主要有璧、璜、环、觿、心形玉佩、玉人、蝉、猪、玉衣、带钩及剑饰。不见上期的玉圭，新增加较有特色的刚卯。与上期相同的种类大多在器型上改变了，器物的式样大为简化。
　　 璧除了I型各式仍较流行外，新出现了I型c式，而Ⅱ型a式、b式消失。I型c式觿、I型c式蝉和Ⅱ型b式玉猪都是在原来旧型式上演变出的新型式。Ⅳ型心形玉佩是本期富有特色的器型。玉人只流行I型b式，Ⅲ型玉人发现极少，仅见于小墓中。玉衣仅见Ⅱ型，目前只发现银缕和铜缕，不见金缕。带钩基本消失，只是I型c式偶尔可以见到。剑饰除I型b式剑首和Ⅲ型玉璏不多见外，常见的是Ⅱ型玉剑格、Ⅱ型b式玉璏和Ⅱ型b式剑珌。
　　 综上所述，汉代玉器种类的组合经历了一个由多变到稳定，器物的型式由繁到简的过程。  西汉前期的玉器较为繁杂，器型甚多，且型式变化较大，如璜、环、带钩、剑饰等，但从中  期开始出现简化的趋势，—些具有特色的玉器(如I型b式玉人、Ⅱ型玉猪和Ⅱ型玉衣等)开  始出现。西汉后期的玉器组合与中期基本相同，变化不大，反映出玉器组合趋于稳定，但这一期有个显著特点，就是一方面一些玉器的型式同上期相比趋于简化，如I型c式璜、Ⅲ型b式环等；另一方面在原来的器型上又派生出—些新式样，如Ⅱ型c式璜、Ⅱ型玉人等。东汉时期玉器的型式进一步简化，主要器类的组合基本稳定。这一时期墓葬出土的玉器在种类和数量上虽多寡不一，但基本组合及型式没有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玉器的另一个特点是大型玉器增多，如座屏、案、Ⅱ型玉枕等．这也反映了治玉水平的提高。
　　 汉代玉器的纹饰主要以涡纹、蒲纹、卷云纹和各种动物纹(包括各种龙纹、凤鸟和兽首  等)为主。这些纹饰在两汉各个时期基本没有变化，如果仅就这些纹饰式样来判断具体时代  是很困难的。当然，也有一些纹饰具有时代特征。西汉前期尚能见到较多的勾连纹，到西汉  中期以后这种纹饰逐渐减少以至绝迹。东汉时期的一些玉器上(如Ⅱ型c式璧和刚卯)刻出吉  祥语及辟邪词句。在玉座屏上还出现东王公、西王母这样的神话人物形象，不过，这类题材  的纹饰少见。从整个汉代玉器的发展过程来看，纹饰变化不大。
　　 2. 部分玉器的发展序列：
　　 玉器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器物，它在器型的变化上不及其他器物那佯显著，一种器型往往要延续很长一段时间，比如Ⅰ型璧是汉代各个时期最常见的玉器，但从器形和纹饰来看，基本上没有变化。再如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玉衣的形制从西汉中期直至东汉末年，除缕别有所不同外，基本结构也没有什么变化。可见，有相当一部分玉器变化规律是不明显的。但随着治玉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的宗教、审美观念的变化，一些玉器在不同时期的器形也有所不同，仍有变化规律可寻，分析这些玉器的发展序列，对于以玉器特征来判明相对年代是有意义的。这里以璧、璜、觿、蝉、猪、心形玉佩和玉人这种几种常见的玉器为例，说明它们的发展序列。
　　 ①璧以Ⅱ型璧的变化较为明显，它的变化主要表现在透雕附饰上，其变化大致为：
　　 西汉前期的附饰位于璧的外缘左右或上下部位，纹饰为对称的凤鸟或卷云纹；从西汉中期开始，附饰主要位于璧外缘上方，这一时期的附饰整体形状较高，略呈塔状，透雕的双螭呈挺立状，螭首相背；东汉时期的附饰较矮，整体较宽，略呈梯状，透雕的双螭作曲身舞爪状，螭首相对，或衔环，或雕出“宜子孙”等吉祥语。
　　 ②璜以Ⅱ型璜的变化较为明显，主要表现在双龙首及雕刻技法上，其变化大致为：
　　 西汉前期双龙首近方圆形，口微张，有的雕刻粗糙，多用阴线刻；西汉后期双龙首细长，张口露齿，作咬璜体状，多用透雕，阴划线流畅；东汉时期双龙首相距较近，共衔璜体上方的卷云纹饰，雕刻简炼。
　　 ③觿以Ⅰ型觿的变化较为明显，它的变化主要表现觿身和觿首上，其变化大致为：
　　 西汉前期觿身为卷曲的龙体，觿首为细长的龙首；西汉中、后期觿身为角状，觿首为龙首或凤首，稍短，有的作回顾状；东汉时期觿呈粗短刀形，觿首为变体兽纹。
　　 ④蝉以Ⅱ型蝉的变化较为明显，它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形体变化及头、翼的雕刻上，其变化大致为：
　　 西汉早、中期蝉的形体较宽，头，翼的雕刻较粗糙，不太清晰；西汉后期蝉的形体有两种：—种略呈椭圆形，头、翼以阴线刻出；另一种呈长方形，刻划逼真，眼、翼突出，翼端呈三角形，这也是东汉时期常见的玉蝉形制。
　　 ⑤玉猪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形体的变化上，其变化大致为：
　　 西汉前期仅具猪形，未刻细部；西汉中、后期猪呈卧式，刻出头、尾及四肢；东汉时期玉猪有卧式、立式等，头、尾均有一孔。
　　 ⑥心形玉佩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心形体及其两侧的透雕纹饰上，其变化大致为：
　　 西汉前期心形体略呈椭圆形，两侧透雕纹饰作翼形耳；西汉中期心形体仍呈椭圆形，两侧纹饰较窄，为透雕的卷云纹或凤鸟；西汉后期心形体呈窄长圭形或略作弧形，两侧纹饰较宽；东汉时期心形体作扇形，其周围环绕浮雕的双螭。I型a式心形玉佩在外观上与玉璏近似，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心形佩是由玉璏演变来的。
　　 ⑦玉人以Ⅰ型的变化较为明显，它的变化大致为：
　　 西汉前期玉人呈双人对舞状，多用阴线刻；西汉中期开始玉人为单人舞，舞袖较短，舞姿多样；西汉后期玉人舞姿生动优美，舞袖较大，多以透雕出舞人全身轮廓，阴刻线条流畅；东汉时期玉人式样减少，雕刻简炼。
　　 以上分析了一些玉器的纵向变化规律，在依据这些玉器特征来确定相对年代时，还必须分析与该器物共存的其他玉器的组合关系，这样，才能使断代研究建立在更可靠的基础之上。

1. 关于汉代玉器的用途及其意义     
　　 从汉代文献来考察，玉器作为珍宝，广泛地用于装饰、祭祀、典礼及随葬等方面。但有关玉器使用制度的记载，除《后汉书·礼仪志》关于玉衣使用制度及“三礼”等经书关于璧、圭等礼玉使用的记载外，其他的记载都很零散，而且有些未必完全真实可信。因此仅依据史料无法窥其全貌。利用考古发掘所获的大批汉玉资料来研究其用途及意义，是全面深入认识汉代玉器的新途径。以考古学方法来探讨汉代玉器的使用，首先是根据这些玉器在墓葬中的具体位置，然后结合文献记载推测它们的用途。
　　 汉墓中出土的玉器依其用途可分作两类：一类是墓主生前使用的玉器；另一类是专用于送葬的玉器。   
　　 墓主生前用玉有礼仪用玉、随身的佩饰、实用品及工艺美术品。
　　 礼仪用玉包括I型b式、c式、d式、Ⅱ型b式、c式璧和I型、Ⅱ型圭。这些璧、圭多出于棺内或棺椁之间，是墓主生前所珍爱的宝物。璧、圭和璜、璋、琮、琥在先秦时合为六种“瑞玉”，《周礼》等经书还详细记载了它们的形制及在礼仪上的用途。传世的汉碑上尚可见到这六种“瑞玉”的图形。但从考古发现来看，汉代仅沿用了璧和圭，其他几种“瑞玉”或弃之不用，或改作它用。在汉代文献记载中，璧和圭仍作为礼玉应用于朝仪、聘礼或祭礼等仪式中。汉代还有一种缀壁悬挂的习俗，这种悬挂的形象在汉画像石上常常可以见到。Ⅱ型b式、c式璧的透雕附饰上有小孔，应是用于穿带悬挂的。
　　 随身佩饰包括Ⅱ型a式璧、璜、环、觿、韘、心形玉佩、牌形玉饰、玉龙及玉串饰等。这些玉器上均有用于穿系的小孔。此类玉器主要是悦目，因此大多造型小巧优美、制作精良。它们常常出土于墓主身上或身旁，数量较多。从出土情况来看，璜、环、觿、心形玉佩、牌形玉饰、玉龙等多置放于墓主腰部附近，因此这些玉佩可能是悬挂于腰间或腰以下部位的饰物。汉代的玉璜已不作礼玉之用，而为佩饰，且式样很多。觿原为解结之物，汉代的觿一般制作精美，可能已作饰物之用了。I型、Ⅱ型玉人及玉串饰等多发现于墓主上身及颈部附近。从满城二号汉墓的串饰复原图来看，它们应是佩于墓主胸前的饰物。I型、Ⅱ型玉人作“翘袖折腰”舞人状，所表现的这种以手、袖为主的舞蹈在汉代非常流行，汉画像石上也常常可见舞人的形象。出土玉舞人的汉墓墓主人多为女性，汉代有不少后妃因擅长轻盈优美的舞蹈而受到帝王的宠幸。

从中国古代玉器发展史来看，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玉器风格的形成，都是在前代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某一阶段早期的玉器造型、纹饰及用途，与前一阶段晚期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例如商代之于新石器时代，西周之于商代，春秋之于西周等等，均是如此。汉代玉器亦不例外，其风格形成直接受到战国玉器的影响。笔者曾在一篇论文中，将汉代玉器分为四期，即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和东汉时期，并认为汉代玉器风格形成于西汉中期，即汉武帝时期。目前来看，此论点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本文将进一步探讨这一论点，着重分析西汉早、中期玉器由战国风格向汉代风格转变过程，并讨论这一变化的社会背景。

为方便对比分析，本文所选择的典型墓葬单位均为诸侯王墓。分期所采用的年代标准为：西汉早期，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136年（汉高祖元年至武帝建元五年）；西汉中期，从公元前135年至公元前87年（武帝建元六年至后元二年）。属于西汉早期的墓葬有江苏徐州狮子山和北洞山楚王墓，以及广州南越王墓；属于西汉中期的墓葬有江苏徐州龟山楚王墓、河北满城中山王墓和山东巨野红土山昌邑王墓。

1.各墓葬年代
　　 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墓主被认为是第二代楚王刘郢客或第三代楚王刘戊，下葬年代为公元前175年至公元前154年。北洞山楚王墓墓主被认为是在公元前175至公元前128年之间的刘郢客、刘戊、刘礼、刘道四代楚王之一。从该墓出土的一些玉器来看，如凸字形鳞甲状玉衣片和透雕龙、凤、螭虎形象的韘形佩，显示出战国和西汉早期的特征。因此笔者认为北洞山楚王墓的年代下限不会晚至公元前128年（即武帝时期），其年代应与狮子山楚王墓相当，甚至还要早。广州南越王墓墓主被认为是第二代南越王赵眜，为第一代南越王赵佗之孙，下葬年代约为公元前122年。最近有学者认为该墓墓主赵眜为赵佗之子、赵胡之父，下葬年代为武帝建元四年，即公元前137年。笔者同意该论点，因为南越王墓出土玉器的风格与其年代相近的满城汉墓出土玉器的风格迥异，而与战国玉器风格极其接近，其年代不会晚至武帝中期，当在景帝末年或武帝初年。江苏徐州龟山二号墓由于出土了“刘注”铜印，可以断定为第六代楚襄王刘注，下葬年代为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一号墓为二号墓的附葬墓，墓主应为楚王家属，下葬年代也相近。河北满城中山王墓为中山靖王刘胜及王后窦绾的合葬墓，刘胜死于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窦绾卒年略晚，约为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山东巨野红土山汉墓被认为可能是昌邑哀王刘髆之墓，下葬年代为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
    综上所述，上述各墓的年代顺序为：狮子山楚王墓、北洞山楚王墓、南越王墓、龟山楚王墓、满城中山王墓和巨野红土山昌邑王墓。

2、各墓出土玉器分析
　　 根据以上8座墓出土玉器的情况，现将各墓主要玉器种类、数量列表说明如下（表中符号 * 表示该类器物数目不详。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西汉早、中期玉器组合最大的区别之一在于装饰用玉器类和数量的消长。西汉早期的玉器仍然延续战国时期的用玉传统，装饰用玉在整个随葬玉器中占很大的比例，代表了当时玉器风格和工艺水平，不仅数量多，而且在造型和纹饰的做工上都极其工整和精致，在使用上也居于最重要的位置，是财富和身份地位的象征。以南越王墓为例，出土玉器达200多件，其中装饰用玉有140多件，所占比例高达70％。装饰用玉的组合又以组玉佩和玉具剑饰为大宗，共有玉佩饰113件，约占装饰用玉的80％，玉器总数的57％。组玉佩共11套，包括15件玉璧、20件玉环、9件玉璜和9件玉人，并杂以玻璃珠、煤精珠和金珠，形成一串串色彩斑斓，大小有别，轻重有序的华贵佩饰，覆盖在墓主身体上；玉具剑饰共58件，其中15件装饰在5把铁剑上，43件盛在一个漆盒中，仅有少数可见使用痕迹，多数还是崭新的，这应是墓主生前的心爱之物。狮子山楚王墓虽然被盗，但出土玉璜约100件，我们不妨以南越王墓的玉璜与组玉佩的数目之比为例，来推测狮子山楚王墓的组玉佩数量。南越王墓共出土13件玉璜，其中9件为11套组玉佩的组件，约占玉璜总数的2/3，而平均八成以上的组玉佩上有玉璜。以此类推，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玉璜中，应有近70件玉璜为组玉佩上的佩件，而组玉佩的数量可能达到80多套。
　　 西汉中期装饰用玉的数量和种类骤然减少，不但复杂的组玉佩消失，而且玉具剑饰数量也比早期少得多。以满城汉墓为例，一号墓共有12件装饰玉器，包括附透雕饰玉璧、玉环、玉璜和心形玉佩各1件，以及8件玉具剑饰，没有组玉佩；二号墓仅有8件玉饰和1套由舞人、蝉、瓶形、花蕊形、联珠形等玉饰与水晶、玛瑙、及石质珠子组成的简单项饰。巨野红土山西汉墓共出土装饰玉9件，多数为玉具剑饰，也没有组玉佩。夏鼐先生曾指出：“汉代的组佩已经简单化，佩玉的品种没有战国时那么多”，所指应该是西汉中期及其后的汉代玉器。因此，笔者认为分析和统计组玉佩和玉具剑饰数目、组合、出土位置及其造型、纹饰，是认识西汉早、中期玉器变化的重要参考标准。

一些玉饰形制的变化也显示出时代的特征。西汉早期的心形玉佩仍保留着玉韘的许多特征，如北洞山楚王墓所出土一件，形体较厚，心形体两侧纹饰不对称；南越王墓共出土7件心形玉佩，心形体已呈扁平状，两侧纹饰有不对称的，也出现有对称者；西汉中期的心形玉佩形制基本一致，心形体扁平而中孔较大，两侧纹饰对称透雕云纹或凤鸟纹；西汉晚期时，心形体变得窄长，有的呈弧形，两侧纹饰宽大。西汉早期玉舞人的样式较多，既有单体的，也有联体的，还可见到圆雕的；西汉中期玉舞人的形制基本固定下来，为单体舞人造型，表现形式一种为方牌形，阴刻舞姿，另一种舞人作“翘袖折腰”状；西汉晚期又新出现一种刻划更为流畅生动的舞人形象。

　　西汉早期的诸侯王墓中，常常出土玉质或玻璃质容器，用料考究，制作极其精美。例如狮子山楚王墓出土有玉卮、玉耳杯和玉高足杯；北洞山楚王墓出土有14件圆柱形平底玻璃杯；南越王墓出土有玉角形杯、玉卮、玉盒、铜框镶玉盖杯和铜承盘高足玉杯（图五）。玉质容器在当时是相当珍贵的器皿，常在一些重大的礼仪活动中使用，代表着使用者的等级和身份。例如《史记·高祖本记》载：“未央宫成……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史记·武帝记》载：为求长生不老之药，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建“柏梁台”，上置“承露盘”，“铜盘玉杯以承云表之露，以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至西汉中期，诸侯王墓中已基本不见玉质容器。东汉时期个别墓中出土有形体很小的玉质容器，但在使用等级和制作工艺上已无法与西汉早期相提并论。

　　从西汉早、中期的葬玉来看，种类变化不大，都有玉衣、玉塞、玉含和玉握，但形制变化较大。西汉早期的玉衣片形状和制作方式多样，如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玉衣片，尺寸较小，玉质纯净，玲珑剔透，磨制精薄，是目前发现质量最好的玉衣片；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的玉衣片多为凸字形鳞甲状，编联方式亦有不同意见；南越王墓出土的玉衣，头部、手部和足部的玉衣片，在制作工艺水平上要高于其他部位，这种差异也引起对玉衣制作地的不同看法。满城汉墓出土的两件玉衣，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最为完备的玉衣，其后各地诸侯王墓出土的玉衣（包括玉衣形制和玉衣片形状）均与满城汉墓出土的玉衣相同，因此，有学者认为完备的玉衣出现于西汉中期。一套齐全的玉塞为9件，称九窍塞，仅见于满城汉墓中，巨野红土山汉墓出土5件，但在西汉早期则少见。西汉早期的玉含和玉握似乎没有定制，如南越王墓墓主口含百余粒小珍珠，手握一对玉觿。满城汉墓则以口塞代替口含，手握一对玉璜。巨野红土山汉墓墓主的口含为玉蝉，手握为一对玉猪，而西汉晚期直至东汉，含蝉和握猪成为固定的葬俗，或可认为这一葬俗最早形成于汉武帝末年。

    总之，西汉早期与中期的玉器，无论在日常用玉，还是在丧葬用玉方面，区别是很明显的。若仅仅分析各墓玉器数量多寡和种类增减，是无法解释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的。例如，南越王墓出土玉器达200多件，其中包括制作相当精致的71件玉璧、11套组玉佩、58件玉具剑饰和5件玉质容器，而比南越王墓晚24年的满城汉墓出土的玉器却乏善可陈，除玉衣外，两座墓玉器总数仅为南越王墓的1/2，实在令人惑解。从身份地位来看，南越王是不能与中山靖王相比的。汉初，高祖刘邦封秦南海尉赵佗为南越王，实属安抚靖边之策，虽赏赐丰厚，但南越王毕竟是异姓诸侯王，吕后时又叛汉称帝，被汉王朝视为异己。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军水陆并进伐南越国，第二年灭南越国，汉王朝于南越地置九郡。而中山靖王刘胜则是汉景帝之子，武帝的庶兄，是典型的皇亲国戚。刘胜是第一代中山王，受封于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在位长达42年。其妻窦绾可能与景帝的母亲窦太后（刘胜的祖母）有亲属关系。《史记·五宗世家》记载：“（刘）胜为人乐酒好内”，“有子枝属百二十余人”，由此可知刘胜聚敛的珍玩宝物当不在少数。满城汉墓出土玉器虽不及南越王墓，但在墓室营造规模及铜器、漆器的精美程度上，都大大超过了南越王墓。因此，如果要探究在玉器拥有上存在巨大差异这一现象，只能依据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来作出合理的解释。

、社会历史背景举证
　　 汉初，高祖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在翦除异姓王同时，把刘氏宗族子弟封为同姓王，欲以血缘关系的诸侯王为其政治支柱。当时，诸侯王封地几乎占全国的三分之二，富庶的关东之地多归诸侯王，“藩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中央直辖者只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京师内史凡十五郡。”（《汉书·诸侯王表序》）诸侯王在自辖的领地内，“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有征收赋税，铸造钱币，煮盐冶铜，任免相、太傅、中尉等官吏的权力。其中最大的是齐、楚、吴三国。文、景帝时，诸侯王势力达到高峰，开始与汉室争夺人口和权力。如高祖的侄子、吴王刘濞，占有五十多城地，大兴铜、盐之利，“即山铸钱，煮海为盐”，百姓无赋，亡入吴地者益多，成为江南富饶大国。因此，大的诸侯王往往富可敌国，称霸一方。丰沛之地是刘邦故里，高祖封庶弟刘交为楚王，治彭城（今江苏徐州），是西汉早期重要的诸侯国。从考古发现来看，西汉早期的楚王墓，如狮子山和北洞山汉墓，营建规模宏大，随葬器物丰富，虽经盗掘，劫余品仍琳琅满目，特别是玉器异常精美，反映出楚国雄厚的国力和发达的手工业，发掘者亦认为，当时楚国拥有一批技艺高超的制玉匠师，楚王墓出土的玉器主要是楚诸侯王室作坊制作的。这正是西汉早期诸侯王墓出土大量玉器的真正原因。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举兵反叛，周亚夫率汉军平定叛乱，杀吴王刘濞、楚王刘戊等诸侯，极大削弱了地方诸侯割据势力。以后分封皇子，大国十余城、小国数城而已。中山靖王刘胜就是在此时被封王的，尽管他身份地位显赫，生活骄奢淫逸，但在景帝削藩政策下，其国力远不能与汉初吴楚等国相比。《汉书·百官公卿表》载：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景帝下诏：“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剥夺了诸侯王一切军政权力，“其后诸侯唯得衣食租税，贫者或乘牛车。”（《汉书·高五王传》）景帝时，诸侯王势力虽被大大削弱，失去叛乱的根基，但仍占据着广大的疆域，个别诸侯王因受恩宠或远在边地，权势仍很大。如梁孝王因平七国之乱有功，受到景帝封地的重赏。《汉书·文三王传》记载，梁地域略与汉等，孝王“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与皇帝礼仪一样。“多作兵弩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南越王墓中大量的随葬玉器也说明了当时某些诸侯王的强盛势力。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武帝即位初期。武帝于公元前140年即位后，朝政常常受到窦太皇太后的干预，并无大的作为。直到公元前135年，窦太皇太后去世后，武帝才开始励精图治，放手改革（本文亦将西汉早、中期玉器分期的绝对年代定于此时）。武帝亲政后，采纳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令诸侯自裂地分其子弟为“侯”，其辖地“别属汉郡”，由中央统一管理。据《汉书·王子侯表》记载，汉武帝时期共有王子178人封侯。诸侯王势力被彻底削弱，汉天子与地方诸侯王的地位“尊卑”才彻底分明。武帝又将煮盐、铸钱、冶铁等权力收归中央，使得诸侯国在财力上逐渐由强转弱。

    这一系列措施对各诸侯国玉器的制作和使用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诸侯王没有能力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大规模地制作精美的玉器；二是在武帝强化中央礼制的措施下，诸侯王不敢再使用天子之制的玉器，所以随葬玉器被简单化了。满城一号墓和巨野红土山汉墓随葬玉器的情况十分相似，说明汉代的用玉制度在汉武帝时期可能被明确和规范化了。从满城汉墓出土的玉器可以看出，占主要地位已不是装饰玉，而是葬玉。制作精良的玉衣并不是中山国生产的，而是汉朝廷赐予的，甚至置于墓主前胸和后背用组带编联的玉璧，也有可能来自汉朝廷，因为这是整个葬玉制度的组成部分。

汉武帝时期用玉制度的深刻变化，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尽管西汉晚期和东汉时期的玉器造型和纹饰有所变化，但用玉制度基本没有变化，而且越来越严格。因此，所谓汉代玉器的风格，是在汉武帝时期才真正形成的。